据报道，近日，一位95后的产妇因得了妊娠急性脂肪肝而死亡，她把器官出，挽回了4个人的生命。她用这种方式完成生命的延续，可歌可泣!
邵紫燕的未婚夫叫陈善海，湖南人，两年前两人在嘉兴相识。
“她是个慢热的人，熟悉了后，才会向你展现开朗爱笑的一面。”一年前，两人相爱，计划在今年下半年举行婚礼。此时，邵紫燕已经怀孕了，还是一对双胞胎：“当时真的很开心，感觉世上所有的幸福都在我们家了。”
今年正月十三，怀孕8个月的邵紫燕觉得肚子有点疼，想到过两天就要产检，两口子就没多想。正月十五，两人到嘉兴市妇幼保健医院，做完血液检查和CT的邵紫燕被转入了I CU，医生找到了陈善海，告诉他未婚妻得了妊娠急性脂肪肝，这个病死亡率非常高。
考虑到继续妊娠的危险性太大，第二天8点，两个小男孩提前42天来到了这个世界。“一个3斤6两，一个4斤2两。其中一个孩子还有轻微窒息，两人都被送进新生儿I CU。”陈善海说，离开手术室后，邵紫燕一直没有清醒，直到晚上5点多，在送往CT检查的路上，邵紫燕才睁开眼睛。
“当时还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她先问了父母好不好，还问了孩子的情况，然后她哭了很久。”之后，因为妊娠脂肪肝引起的肾积水，邵紫燕进行了第二次手术，这次，她再也没有醒来。“我永远欠她一个婚礼。”陈善海很伤心。
让女儿生命得到延续
4月13日，邵紫燕转入浙大一院，经过一系列权威检查，确定了邵紫燕脑死亡结果。
“治疗了50多天，女儿还是走了，她都没来得及看一眼双胞胎儿子。”两边都是普通的务农家庭，东借西凑拿出了近27万元的医药费，仍没有换回年轻妈妈的生命。“我们同意捐出女儿器官，可以让她的生命在别人身上得到延续，就像女儿依然活在人世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样。”父亲邵万华想了再想，做了决定。
4月15日上午10点，医生宣布邵紫燕死亡;11点，邵紫燕的心脏、肝、两个肾脏和一对眼角膜被取出;经过一小时紧急匹配，心脏被送往武汉，其余器官送入浙大一院手术室;当天，邵紫燕挽回了4个人的生命、为2个患者带来光明。
“心脏、肝脏移植还不同于肾脏，肾脏病人可以通过透析，争取到更加充裕的时间来等待合适的肾脏，心脏衰竭和肝脏衰竭的病人一旦发病，只有几天时间，如这几天时间里等不到合适的肝脏，就可能从此没有了机会。”浙大一院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吴晓梁说：“在浙江省，器官捐献率为百万分之二，邵紫燕给别人带来了新的生命。”
我们也要帮帮她的孩子
由于早产，两个宝宝在新生儿I CU重症监护室住了22天。没有母乳喂养的两个孩子抵抗能力差，出院后没几天，小宝感冒感染了轻度肺炎，大宝因肠道消化细菌感染在嘉兴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加上邵紫燕入院前后花的近30万元，整个家已经捉襟见肘。能不能帮帮他们?
浙大一院人体捐献协调员雍涵和他们一家接触过，她说：“这一家人都老实诚恳，非常善良，我们跟他们沟通器官捐献的时候，他们做出的决定让人觉得很伟大。紫燕帮助了别人，我们也应该帮她。”
邵紫燕的感人事迹通过微信朋友圈越传越广，到16日晚上6点，5000多位医护人员和热心市民，为孩子筹集到了25万元成长基金。
陈善海说，孩子们已经取好了名字，一个跟着妈妈姓，一个跟着爸爸姓，现在两个孩子都出院回家。他们将用好心人捐赠的善款，把这对双胞胎男婴抚养成人，今后如果看到有人需要帮助，他们也会力所能及地积极捐赠，将爱心一路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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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国家之一 为什么？
中国是世界第二器官移植大国，1960年中国内地就进行了首例临床肾移植手术，但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率较低。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器官捐赠率常年徘徊于低位呢?李小姐的回答可能可以代表一部分国人的态度。
李小姐：首先我觉得器官捐赠这个和我们平时献血是一个道理的，救人一命是很好的行为，我死后也会把自己的内脏捐献给更加需要的人，另外从我表面看来会有很多人不相信器官捐赠的事情，所以要有健全的法律作为保障，然后扩大宣传，大家能知道一个渠道并且很信任这个渠道。
在韩国、日本，如果想等到器官移植一般都需要2-4年。正因如此，一些患者不得不通过非法渠道到其他国家接受器官移植手术。
黄学清：日本也和大多数国家一样需要移植器官的人数超过了捐赠者人数，一些患者不得不到国外去就医，但是到国外进行移植的费用高昂也不在医疗保险范围之内，很多需要几千万日元，特别是儿童的器官移植更是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在日本经常可以看到，在车站、闹市为儿童到国外就医开展的募捐活动。另外对脑死亡的鉴定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在少数，把脑死亡定为死亡在一些人心灵上还不能完全被接受，儿童等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的患者的家属要代替他们做出是否捐赠的决定，对家属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选择，所以日本社会多年来对器官移植的问题也一直是争论不休。
问题不光出现在亚洲，即使在人们认为器官捐赠领域运作相对成熟的美国一些争议也时有发生。曾经留学美国贝勒医学院的中国女孩尹莎说，今年年初，71岁的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心脏移植手术就引发了社会的热议。
尹莎：一直以来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年龄问题在美国社会是存在着争议的，人们关注是不是应该修改一下这个规则，面对十分珍贵的脏器来源把机会应该让给年轻人，包括很多医疗界的人士也一直都主张医疗体系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年龄问题，因为如果年轻人接受了移植会存活更久一些，更有意义，当然这只是一种提法。
在欧美一些国家，到医院就诊、商场购物甚至是续办驾照时都会在申请表上看到一栏"是否愿意捐献身体某某器官"， 比如"同意捐献除眼睛以外的所有器官"等等，申请者可以在相应的一栏上打勾。从此计入到国家器官捐赠登记系统当中。
那么，美国是如何管理和分配那些有限而珍贵的移植资源呢?政府又用怎样的办法来打消民众心中极易产生的疑虑呢?
尹莎：在美国捐赠者死亡之后大约可以有一半的家庭家属同意进行器官或者遗体的捐赠，如果捐赠者生前是登记愿意捐器官的话家属的同意率就会更高，美国所有的尸体器官捐献工作都是由一个叫做OPO的器官获取组织完成的。大多数的OPO是独立的组织，不依靠于医院或者是相关的研究机构的，少数的OPO组织依托指定的医院，但是所有的OPO器官获取组织都对联邦政府负责。同时，每一个信息都在国家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上挂号，需要接受移植手术的病人也在这个系统之内登记，一旦捐献者出现，电脑系统就会寻找最佳匹配并且根据治疗需要的迫切性去决定移植的候选人，还对病人能不能接受心脏移植取决于他的血型、病重程度、等候时间等一些因素，而等候时间的长短的确不是决定的因素，但是法律规定接受者的经济情况、社会地位还有种族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人，生而平等。如何让珍贵短缺的器官资源，公正、公平地分配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让更多的生命延续，其实是器官捐赠管理系统的智慧所在。
2015年起，中国全面禁用死囚器官。北京、江苏、湖北、上海等地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认为，器官来源原本就很紧张，现在就更加紧张了。
禁用死囚器官，是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然而，等待器官救命的患者的痛苦、绝望又让人刻骨铭心。记者在北京、上海、江苏、湖北等地大医院采访了解到，凡是有资格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几乎都有人在排队等待器官救命。遗憾的是，有部分患者在等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病房内几十个病人仍在苦苦等待合适肺源。”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委员、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去年底发的这条微博引起广泛关注。
“由于供体太少，一个受体从决定可以接受肺移植开始，通常需要等待1.5至3年时间才能如愿，很多患者就在等待中死亡。”陈静瑜说。
中国的器官捐献事业，除了规范禁用死囚器官外，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器官衰竭患者，有30万适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疗，每年仅有1万多人能得到器官移植的救治。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说，中国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只有几百人，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
记者在医疗机构采访时，众多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认为，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影响下，捐献者义举得不到应有肯定。江西省大余县一位农民捐献罹患肾衰竭去世的3岁儿子眼角膜，事后许多村民指责他“拿儿子的身体卖钱”。
“免费捐器官，换个器官却要花几十万”等，人们的这些认识，与对器官捐献政策不了解和器官分配不够透明、公开有关。
黄洁夫说，中国自开始自愿捐献器官以来，至今年1月31日，全国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案例3326例，仅2014年就实现近1700例，超过之前历年总和。“这表明器官移植依赖死囚的局面已经打破。”
“器官捐献率低，落后的不是传统观念，是行政管理的体制，把管理体制搞好，公民捐献意愿就会提高。”黄洁夫说，“公开、透明、可溯源的器官分配体系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研发并启用了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以患者病情紧急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国际公认的客观医学指标对患者进行排序，用技术手段最大限度排除和监控人为干预。公众的期待是，让这些措施能够实实在在地执行下去。
中国器官捐献制度设计层面还面临几个问题。比如，捐献者的身后事没有配套优惠措施。有人表示，一个人捐献了自己的器官，救了另外一条甚至数条生命，在他的身后事上，比如火化、殡葬费等方面却得不到任何抚恤，会令捐献者寒心。
再就是医疗费用问题。2014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处理的捐献案例1699个，挽救了3400多人。“这些捐献者往往面临大量的医疗债务，1200多人需要这方面的救助。去年国家大约拨付了84万元，远远不够。”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说。
一些器官捐献者的家属表示，希望对人体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进行人道抚恤或困难救助，并协同为捐献者家属提供缅怀亲人的场所，建立纪念墓地、纪念林、纪念碑或纪念网站，缅怀和纪念器官捐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