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挺好》中的苏明玉](/uploads/allimg/190322/1IU4JS-0.jpg)
![《都挺好》中的朱丽](/uploads/allimg/190322/1IU4A38-1.jpg)
![《都挺好》中的吴非](/uploads/allimg/190322/1IU4D38-2.jpg)
一部剧的成功离不开合理、生动的人物塑造,《都挺好》的热播便是最佳佐证。除了已经成为“网红”的奇葩父亲苏大强外,剧中几位重要女性角色也是各个有戏,耐人寻味。
从小遭受不公待遇的苏明玉,脱离原生家庭后,实现从“樊胜美”到“安迪”的奋斗转型,却也用坚硬的“武装”自绝于亲情的温暖;重男轻女的苏母用强势的手腕维持着家庭的秩序,却成了家庭成员间情感分崩离析的罪魁祸首;大嫂吴非是典型的贤内助,帮丈夫周旋家庭事务,力图弥补大家庭的关系,但内心深处时刻打着小家小我的算盘;娇滴滴的二嫂朱丽在苏家家庭变故之际第一个站出来扛起照顾公公的责任,却因为处事不周惹来一地鸡毛。
这些来自不同家庭,生活理念、遭遇困境各不相同的女性角色,组成了“当代女子图鉴”中动人一隅。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一些影视剧中定义前置的女性角色,对于她们,观众很难用“苦情女”“恶婆婆”等简单人物设定来概括。这种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描摹,很自然地牵动起观众对当代女性内心世界与成长体验的思索。
只是,社会学者同时提醒,女性题材文艺作品在用真实打动人心的同时,也需要提供帮助个体走出困境的方案与鼓舞,不可止于困惑与问题的展现,放弃破题可能的探讨。“这或许是对编剧的更高要求,但是我们对展现女性多元可能的作品充满期待”,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说。
不再一味依顺家庭,现代女性更想活出自我
因为种种重男轻女的行为,《都挺好》中的苏母始终是一个站在观众情绪对立面上的角色。给儿子的早餐是火腿加鸡蛋,给女儿准备的永远是泡饭;鸡腿、鸡翅全夹给儿子,也不让丈夫给女儿夹鸡腿。最可恨的还要数她对子女考学大事的区别对待:宁可卖房凑几十万送儿子出国读书,也不愿花一分钱让女儿读国内一流院校。给出的理由更气人:因为你是女儿,迟早要嫁人,不指望你给我们养老。言下之意,对女儿投资不划算。
苏母身上的传统性别观念或许有夸张的一面,却照亮了在时代观念更替中生长起来的苏明玉们心中的意难平。这对母女的不同,又展现出递进式的女性成长体悟。原著对苏母的重男轻女有过一定的说明,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家庭观念的延续——她本人也成长于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就连当年嫁给苏大强也是为弟弟创造条件的筹码。只是,本为受害者的她却循着祖辈的道路“熬”成了施害者。此时,拥有现代观念的苏明玉用控诉、抗争与出走,完成了与传统家庭秩序的告别,不再理睬冷漠的家人,反而将提拔自己的伯乐视为恩师,反倒让观众拍手叫好。
“在注重个人选择的当下,人不再只是家庭的附属品。对于女性,青年一代更愿意接受的认知是:女性可以是母亲、女儿或者妻子,但更应活得像自己。”青年文化学者周红丰的博士论文探讨的恰是女性话题,在她看来,《都挺好》中传统家庭秩序受到冲击引发巨大关注,是因为触及了新时代女性自我认知的变化。
苏明玉的“出走”也点出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晓文分析,在与性别相关的体力优势不再凸显,生活资料获得途径不再拘泥于家庭的情况下,女性作为个体的选择面正在变得多元起来,这也让不满于家庭捆绑的女性有了“出走”的底气。
展示真实疼痛之外,更要为女性发展提供有益方案
《都挺好》跳出了不少都市剧对女性境遇的“粉红”想象,而是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陈述女性成长之痛,这样的展示颇为真实、犀利。但在学者看来,通过提取、提纯生活中的“残酷感”打动人心的同时,文艺作品更需要提供帮助个体走出困境的方案与鼓舞。
“苏明玉做得很好,但是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她并不聪明,注重家庭的大嫂、二嫂也始终没能改变各自不成熟的丈夫。电视剧提出问题,却没能站在更高的社会学角度上,给出合理的建议与解决方案,这是十分可惜的。”沈奕斐认为,《都挺好》是一部积极触碰女性话题的国剧佳作,但没能给予女性更多的想象空间。
事实上,受到广泛关注的优秀女性题材作品,往往不止展现问题,更会用令人惊喜的破题方式给予观众鼓舞与启示。
美剧《傲骨贤妻》讲述了一位家庭妇女,如何在遭遇生活重创后回归律界,在和后辈的竞争中,不断自我成长的故事。一个不完美的成年女性,如何通过自己的能力与努力,在充满各类规则的社会中,一次次践行着法律正义,这份勇敢与坚持鼓舞人心。韩剧《汉谟拉比小姐》中的主人公则凭借一腔热情与专业知识,一次次用机智的方法,扭转人们对一些性别议题的错误认知。该剧对错误性别观念不止于揭露、批判,更着力于打破其中看似自洽的逻辑体系,让观众耳目一新。
在影评人看来,对于女性生存困境的展现,文艺作品不应止于怼家庭、怼亲人、怼观念式的情感宣泄,更要通过人物的成长与破题,积极探索进步的路径。
(文/张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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