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四周，屋子里一直川流不息的工作人员一个都不见了。现在大约是7点30分了吧？“要不去找个人问问？”有朋友说。
我赶紧说：“算了，他们会来的。”
“这个码头，工作效率真是太低了！下次不坐他的船。”一个朋友发牢骚。
“写篇稿子登在报纸上，或是向机场领导反映。”李治平大声地说。
大家的话越来越少，后来干脆都不说话了。
有人肚子咕咕叫，已经8点多了。
一个朋友用手机给他的朋友打电话，他约了人8点吃饭，现在无论如何也赶不过去了，在电话里他使劲道歉，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
9点了！
一个朋友出去看了看，回来说：“船已经开了！怎么搞的？”
另一个朋友站起来说：“找个人问问？”
“一个人也没看到。刘小姐的箱子已经拿回来了，放在大厅。”
我的头都快裂开了。相信此时的我一定是脸红筋胀，像个关公。我没敢看阿峰，此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心知肚明。我们都明白我是出不去了。
也好。就留在中国。和靖军晓红一起承担。脑袋掉了不也就是碗大个疤吗？
想到这里，我深深地吐出一口长气，心里反而感到一阵轻松。
我相信朋友们也发觉这次有点儿不对劲。他们肯定很后悔今天来接我。
又过了好久。有人来了。
来的是码头工作人员。这个人刚才好像进来过。曾经挂满笑容的脸现在十分严肃，他要我的所有朋友们把身份证都拿出来交给他，并且告诉我们只能在这里待着，不要出去。也出不去了。
朋友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不知道，他们也不清楚。正在和北京交涉，等有关单位回话。然后就拿着身份证走了。
